去沈阳寻找母校的旧迹，没有任何踪影，原来的院子荡然无存，误以为走错了地方。遥想三十余年前这里的师生来来往往的样子，不免有些失落。看看四周，惟有北陵公园依旧还在，印着我记忆里的某些地标。而其他，都隐于烟雾般的梦中了。
北陵是沈阳最有味道的地方，母校沈阳师院当年就在旁边。在那里上学时，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这个公园。我们家两代人都在此读书，父母也是老沈阳师院的毕业生，他们原来上学的地方就在北陵的对面，老师院后来演变成辽宁大学。新师院是从老师院分出去的，只是命运多舛，“文革”时迁到辽西乡下，文气中断了十年。我上学时，学校才搬回来。校址选在北陵附近，有好多理由，一是续上老师院的血脉，另一方面，借此或许可发思古之幽情吧。
沈阳真是个大地方，它的深，好似不可捉摸。从努尔哈赤、皇太极到张作霖父子，近四百年的风雨左右了国家的命运。但说六十年代的语录歌，忠字舞，均发源于此，而周恩来、张志新等人在此留下的故事，也牵连着中国命运的一部分。学校旁的东北局遗址，是我母亲工作过的地方，建国初东北局的风雨之日，还有抗美援朝时期的旧事，都写出这座城的神秘。
我自幼在辽南生活，衣食住行都是山东人的风格，来到沈阳，一切都感到新鲜。一是口音与辽南不同，和省城人比起来，辽南人显得很土，讲起话来，大家觉得我们好笑。二是人与人都很客气，是很包容的城市，没有地域的歧视。这和我的家乡反差很大，大连有个时候很排斥外乡人，以为天底下辽南最美。这个毛病，沈阳是没有的。
结识的老师很多，能记起的多是有特点的人，有一位高个子的老人王文樾，其时已七十多岁。王老师喜欢喝酒，不太著书立说，他的身上总有些酒味儿，谈话的时候，带着醉意。他早年在东京高师求学，据说因为思想左倾而提前归国。他的知识谱系都与左翼传统有关，是否受到日本“纳普”的影响，也未可知。我那时候很佩服几位北京学者，喜欢和他汇报心得，他眯着眼睛，不屑地说：未必吧。每每提出一个话题，他总有相反的问号留给我。起初以为他气盛，自负，后来才知道，他其实也是少信多疑的人。不过，他内心总有不变的东西，入学的第一年新年晚会，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朗诵一首 《雨打芭蕉》，一时引来不小的掌声。第二年新年活动他又来了，还是这个节目。第三年亦复如此。我回家学给父母听，他们笑道，五十年代初的时候，王老师在晚会上朗诵的也是这首诗。
古代文学有两位老教员给我的印象很深。一位老师叫徐祖勋，上海人，早先在鞍山一所中学教语文，唐代文学部分是他讲的。他不善言谈，讲到旧体诗的好处，涨红了脸，言辞中有许多散结号，一切尽在不言之中。另一位是燕京大学出身的老先生，名字忘记了，退休后返聘回来，临时讲过几次课。讲到宋词时，说起周邦彦的作品，摇着脑袋，连说好!好! 好! 如何好，没有详解。从表情里读出他的感动。我后来看到好书，激动的时候，便想起这位老先生来，好似也被传染了一般。好作品，不需言辞，身体的表情似乎已经说明什么。这也是一种表达，面部表情与声音表情都是审美判断的一种形式。
上现代文学史课的是魏俊助老师，是我父亲当年的学生，一口辽南口音，没有一点架子。他和学生一见如故，大家也很喜欢他的课程。魏老师的板书很美，带有些金石气。看到他精美的字，我有了模仿的冲动。我那时候想，师范学生，第一要务是写好字，然后才是温习文章之道。他对于诗歌很有兴趣，把新诗讲解得像数学分析一样。我很奇怪，诗歌乃心性朦胧感觉的涂抹，以确切化的方式拆解研究，是否合乎审美的规律？ 有一次他请来北大的孙玉石讲新诗，才醒悟魏老师的功夫来自孙先生的暗示。从此知道，文学研究原来是冷静的理性审视，在感性世界寻找精神的轨迹，是不能不做的工作。多年之后，我与孙玉石先生成了忘年交，讲起彼此与魏老师的关系，不胜感叹。孙先生的父亲是沈阳师院的会计，他又是徐祖勋老师在鞍山中学教过的学生。在沈阳遇到巧事，莫过于此了。
母校的面积很小，院子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，一座教学小楼，宿舍区与办公区在一起，有些拥挤。全校开会，要借旁边实验中学的礼堂，文艺活动，还得跑到东北局的会场。读书呢，环境差强人意，那时候图书馆正在建设中，我们看书要到地下室去。地下的图书馆是“文革”时的防空洞，泥土气和潮味儿浓浓，呆久了有窒息的感觉。但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记得很多杂书在那里看到。因为对书有饥渴之感，偶有心得，便也匆匆写出，个别文章竟然得以刊登。我的批评兴趣，就是在这个有霉味的地方形成的。
那时候的大学生很是轻松，上午有课，下午、晚上都是自学。我利用余暇逛了许多博物馆和书店，思想也跑起野马来，但浮光掠影的时候居多。不知怎么竟与外语系电教室的负责人也熟了，借此可以看到许多原版的电影和学术资料片，这些在当时都不能公开。看了介绍美国、日本科技的片子，俄国的历史纪录片等等，精神被颠覆了大半，觉得世界如此之大，也如此神奇。有一次看到天体物理的资料片，顿觉时空的辽远，人类的渺小，于是怀疑论竟然出来，一时对存在的意义也犹疑起来。
想起那时候的生活，脱离刻板的教学时，最为快乐。冬天的时候，操场变成冰场，飘雪的日子显得很美，好像普希金笔下的俄国皇村学校。我们偶尔也跑到北陵公园，可以大声朗读外文，唱自己想唱的歌。面对无边的挂雪的松柏，大喊一声：“好———大———雪!”内心的郁闷统统散去。打起雪仗来，眼睛瞪得白白，好似雪花闪闪，顽皮的几位同学的鬼脸，至今还都记得。几位爱玩的同学，在北陵留下了许多故事，竟也有人在皇太极陵寝旁大声朗诵司马迁的 《报任安书》，似乎与环境不类，但想起来也算接到了天地之气。
母校大概是世上最小的大学，没有大楼，也没有一流的学科，提及它的人，真的很少。但小而知大，且在方寸间怀有万物，它微开的窗口，让我瞭望到世界的一角。这是我梦里出现最多的地方，精神的胎记也在这里。无论什么学校，只要有了有趣之师，多了有趣之书，还有那些有趣的同学，已经足矣。对我来说，那是移不走的存在，斯世会永以怀之。